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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谈影途脱离生活寻找反差组图-【新闻】

发布时间:2021-04-05 18:44:50 阅读: 来源:酶制剂厂家

如果说,中国社会也注定将无可避免进入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的话,那么张艺谋,无疑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一个中国名流“标本”。这位最受国际瞩目,也最具争议性的导演一直在玩一个名人与大众之间的有趣游戏,并渐渐得心应手、乐在其中。没有人知道这个游戏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个游戏看上去还没有输家。

这是人物版开版以来做到的最大牌的一位电影人物,他曾经的成绩、现在的所为,他的话题性和他所引发的争议,一直都是媒体关注的焦点。相对于一年前源自《十面埋伏》的那次专访,这一次他更多地谈及了电影以外的东西,比如他和女儿的关系、他对父亲的情感以及他与另一位重量级华人导演李安的差别。

张艺谋获得夏威夷电影节终身成就奖,几天后,他的最新影片《千里走单骑》即将在日本东京举行全球首映式。

张艺谋表示,直到今天自己还是喜欢张扬、浓烈的东西

选择电影就是选择了“脱离”生活

新京报:首先恭喜你获得夏威夷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这个奖给我一个启发,我们这个时代正值社会转型期,发展和变化都特别快,与之相应的,是人们的价值观、情感表达方式和审美方式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但是恰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电影人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身边的这种变化,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张艺谋:我们是很容易,尤其是电影是很容易被诱惑的,或者说,它太功利。因为它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太容易受到世俗的诱惑,受到潮流的左右,太多变,太绚丽。如你所说,导演很难在这种诱惑面前保持清醒的或者平和的心态。虽然这些词经常被大家挂在嘴边,但是要做到真的是很难。

新京报:那么你自己呢?一度你也曾经被人批评,认为在风潮前丧失了自我。

张艺谋:我之前那两部喧嚣的片子是被人攻击为“蜕化”、“变质”的,当然我自己是很清醒,那只是一种类型的尝试,我自己在心态上并没有真的把屁股坐过去。甚至我还在这么想,要是在拍那些喧嚣作品的时候,能够保持住这种心态也会很有意思。虽然你是一个特别闹的、特别商业的制作,但如果你在背后仍然能够保持这份平和的心态,一份凡夫俗子的东西、朴素的东西,也会很有意思。说不定以后我就会尝试结合这两种。

新京报:《千里走单骑》出来之后,观众也许会有一点吃惊,就是,张艺谋现在还能体会普通老百姓的情感吗?毕竟,你的生活,距离真正老百姓的生活已经很远了。

张艺谋:其实我们拍电影的从一开始就和老百姓走得不近,要说我和老百姓走得近,我也不承认。拍电影的人都知道,我们每天就是这帮电影人在一块,谈啊,说啊,都是这样,全部都是一小撮!现在哪一个导演说,我和老百姓走得特别近,我就生活在他们中间,我觉得他是吹牛!从我们一毕业,《一个和八个》,到《黄土地》,一直到《老井》、《红高粱》,所有的作品,你要说哪一部戏是扎根于老百姓拍出来的,都不是的。但是它在取材上,在体验生活上,在主题的定位和方向上,都是尽量贴近老百姓的,从主观上去贴近。所以从生活的角度来说,我们选择了这个职业,就是选择了“脱离”生活。当然,这个“脱离”要加引号。

我有意识在作品中寻找生活的反差

张艺谋与夏威夷当地的大学生交流自己的电影

新京报:一直以来,张艺谋的作品是每个老百姓都很熟悉的,但是张艺谋的生活、情感,对很多老百姓来说,还是很神秘的、陌生的。

张艺谋:其实这几年,我一直都不愿意到前台来,不希望个人生活和个人情感被关注,因为我觉得那都是我自己的,很坦率地说,我真的非常不想透明,不想和大家分享。再加上我遗传了我父亲的基因,根本就不擅交往,跟人家套近乎也不自信。我所有的同学也都知道我是什么样子的,真的是沉默寡言、干什么都躲在一边的人,我就是这样的性格。这两年我并不认为我有什么改变,我其实一直都是这样子的。苦恼的是,因为一些喧嚣的事情,之前的两部电影作品也很喧嚣,又搞了一些其他的项目,又是芭蕾,又是歌剧的,都搁在这里,给

如果说,中国社会也注定将无可避免进入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的话,那么张艺谋,无疑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一个中国名流“标本”。这位最受国际瞩目,也最具争议性的导演一直在玩一个名人与大众之间的有趣游戏,并渐渐得心应手、乐在其中。没有人知道这个游戏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个游戏看上去还没有输家。

直到今天我都是这样的,习惯把作品当作肆意挥洒自己另外一面的一个机会。所以很多外国记者问我,他们老是问我一些最本质的问题,说为什么你的电影颜色老是这么浓,我们看你的电影,发现都是颜色、颜色、颜色。我就说,那可能是因为生活中原来的颜色少吧。一直到今天,在艺术作品中,我本质上还是喜欢强烈、浓郁的风格和色彩。像《一个都不能少》、《秋菊打官司》那样的片子,实际上只是自己有意识在作品中找反差。直到今天,本意都还是喜欢张扬、浓烈的东西。

看到骂我的人少了,倒会惊讶

张艺谋获终身成就奖

新京报:近几年来,你越来越少向公众展露你的内心世界了,也许是不太需要。

张艺谋:那倒也不是,我发现这个东西也挺怪的。我现在似乎不太为这个东西去烦心了,我不太关心别人怎么看我了。你不知道,十年以前,我常为此睡不着觉。如果觉得某些访谈、某些传闻,或者圈子里面的某些看法,已经形成的一个固定的观念,完全不是我所想象或者期待的那样,我会睡不着觉,我会心里很难过,会觉得对我是一个歪曲,我会真的觉得无奈,怎么办?我怎么澄清?也不是要怎么样,只是想说明白,这个人他不是我。今天啊,我都过了知天命之年了,虽然还没有那么高的境界,但是我今天已经属于是“债多不愁,虱多不痒”了。当你已经属于被描得各种面貌都有了之后,你会突然发觉,你已经没有能力去证明自己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了,完全没有这个能力了。而且大众在媒体的反复渲染下,也不关心你原来是什么样的了,大众愿意按照自己所认识的他去想象这个人,我倒反而觉得,这时大家都自由了,你何必去干涉呢,而且你何必因此而焦虑呢?所以我现在也看开了,反正,只要不说我犯法就行。

新京报:但是,我听张伟平说,其实你现在还是会经常上网,还是会经常看报纸。实际上,你还不是真的就完全不在乎。那么现在看到有关自己的报道,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张艺谋:我跟你说最简单的例子,在《英雄》和《十面埋伏》期间,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喧嚣期间,我上网看的时候,有时候看到骂我的文章少了,我会惊讶,我会跟我的工作人员讲,哎呀,昨天怎么骂得少了?偶尔看到一篇表扬我的文章,我会怀疑起他的真诚度,我真的,第一反应就是:真的吗?他真的觉得我好吗?真的,那个期间,我就是这样一种心态。我后来想想,觉得很有意思,我好像在看做游戏一样,我不是逆反心理,我是觉得,嗯,这个很好玩!

那个时候特别逗,在骂声最多的时候,很多人试图去安慰我,你知道,我这个人,平时都是很严肃的。接触的人也基本上都是我的工作人员,他们面对我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办法张口,因为这个人看上去好像什么都明白啊,该怎样对这样一个人张口呢?所以基本上也没有人和我来说什么安慰的话,反而是我自己,基本上从一开始就处于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我当然不能做到宠辱不惊了,这个境界太高了,我只是习惯。有的媒体说,我的抗击打力很强,实际上只是我习惯了,他们不知道,如果我强,是他们给的,打多了啊!一开始你看到一篇文章,上来就讨论你的创作动机、道德动机,几乎就是人身攻击的时候,你当然很愤怒了。但是十个人,一百个人,一千个人,都这么说,你发现根本改不了的时候,你反而习惯了,那你就这样说就行了。如果这时候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他可能不是这样吧,他可能还是有点真诚的吧,不会那么虚伪吧。你反而会很惊讶,啊,他不会是托儿吧?!会怀疑起别人的心理动机来,这个很矛盾,也很值得思考。但是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这样想的。

男人的可贵在于有平衡的技能

新京报:当你觉得你无法跟你身边的十个、一百个、一千个人交流的时候,你不觉得有些孤立或者孤独吗?

张艺谋:孤独其实是人人都有的,只是孤独的程度不同。无助也是人人都有的,有时候会无力,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一种共同情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时代病。我自己占几成,有多少啊,我没有总结过,那都是我们的七情六欲吧。是我们身上本身就有的,七情六欲应该是我们本身生理上就长着的,只是在某个环境下被激发出来,或者说它突然占据了多大的心理空间而已。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它在你的心底没有被激发出来,是零空间,你不会认为自己孤独;在你指点江山的时候,你不会觉得自己无助。但是这种某一瞬间被激发出来的感觉,我觉得人人都有。我也不例外。但是人的可贵之处,尤其是一个坚强的男人,

如果说,中国社会也注定将无可避免进入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的话,那么张艺谋,无疑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一个中国名流“标本”。这位最受国际瞩目,也最具争议性的导演一直在玩一个名人与大众之间的有趣游戏,并渐渐得心应手、乐在其中。没有人知道这个游戏能持续到什么时候,不过到目前为止,这个游戏看上去还没有输家。

张艺谋:我现在跟我女儿就特别像我爸跟我当年,她现在国外,我们也很少打电话,原来她在西安时就是这样,弄得她经常向我抗议,说爸,你能不能多给我打几次电话?因为她约我,说下个星期礼拜几打电话,到时候我愣是想不起来!她的生日,本来说得好好的,说记着啊,生日那天给我打电话,但到时间还是给忘了!就习惯了把家里人搁到最后,你看这事儿!这一点很奇怪,就是特别像我爸。

但是我现在尽量克服我跟我爸那种严父慈母,什么都不谈的关系,我觉得这样也不好。我现在跟我女儿也在调整,我就是拉着她瞎侃,在她十四五岁的时候,我就尽量跟她说各种不适合她这个年龄的话题,就是想破一下我和我父亲的那种拘谨的谈话氛围。虽然现在我和她的关系还不是那么亲密,好像走不近似的,但是我们谈话的空间要大一些。我们俩在一起各种问题全说,她跟她妈不说的一些东西,有一部分话一定是跟我说的,包括我和她一起谈性,我们很早就故意这样开始谈了,我发现她跟她妈一定不谈她跟男朋友的性,但是她跟我聊(笑)。

新京报:你和你父亲是什么样的?

张艺谋:他已经去世了,是1997年,我在导歌剧《图兰朵》的时候,那年我在佛罗伦萨呆了一个月,他去世了,没赶上送他。(长时间沉默)那时我经常半年不回一次家,偶尔回去一次,他跟我就像咱俩现在这样坐着,我们俩就没话,就等我妈回来。两个人就看报,他很能沉得住气,他在那儿看报,我在这儿看报,一句话不说,比我还沉得住气。其实他有千言万语想问我,但就是“回来啦”,这么招呼一下,“吃过没有?”“几点下的飞机?”就这么几句,完了之后就是看报,一句话都没有。四个小时之后我妈回来了,我妈的话匣子打开了,我的话匣子打开了,我爸就是一个彻底的好听众,有时候一直谈到晚上三点,他都不睡觉,就在旁边听。我妈就变着法猜他想问什么问题,一直问我,(当你爸的传声筒)对!(笑)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我打电话回家,我妈不在,他接到了,听到是我的声音就挂了,得等我妈回来,因为我俩没话!但是等我妈回来,他会一直在旁边听我妈和我聊天,给我妈递纸条!有时候我就想,那样可能也不好,跟儿女不交往。

李安是家庭的,我是生物的

新京报:能听到你对家庭、对亲人的看法,这比较难得。

张艺谋:我现在觉得家庭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李安导演很有中国味道,我自己的感觉是,李安把任何一部电影都当作一个家庭剧去描写,他从中国的家庭角度解读它,所以他特别中国,我觉得他比我中国。他那种主动性和意识特别强,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一个家庭一个样,太有道理了,跟人的指纹一样,没有重复性。那种长幼之间的关系,那种磁场、氛围是不变的,非常奇怪,它是怎么形成的,也没有人知道。没有一个家庭说整理过这个东西,说咱们有意识这么做吧,它就是自然而然,最后在一起就是这个气氛了!也不是简单地说是活泼的、沉闷的,完全不一样,不可复制,特别有意思!如果说祖宗三代,或者说两代人在一起,你看它一两天,太有意思了,细节全然不同!但是很多地方又很接近,很多地方又都是一样的。所以李安导演非常了不起。他把个人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很多东西都放在家庭这个筐里来表达,非常了不起。这是他对世界的独特看法。

新京报:你有没有想过,你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

张艺谋:我可能更多是从人的本性去看一些东西,(有时候其实挺生物的)对,对,对,(而且是一个雄性的生物)也许。你看第一个电影《红高粱》,就已经代表了我很直接的影子,我觉得,处女作啊,真的是,有我深深的影子在上面,就是人的爱恨情仇那种本性,不太受地域啊、环境啊这些东西的限制,也许是吧。

新京报:其实回过头来看,你的片子的类型可能是很多变的,但是可能都有一个视角,都挺生物性的。

张艺谋:对,常常不知不觉,就露出生猛的一面。他们说我容易拍一根筋的电影,我觉得其实也不是我的人物都一根筋,只是我的人物都挺执着的,有的时候带着点生猛,挺生物性的。

新京报:把那种文化的东西、地域的东西、时间的东西,全部都删掉,只剩下一个本能。

张艺谋:对,不太从那些地方去大做文章。在人的本能上是很直接的,也许是这样的。

记者手记

英国文化学者克里斯·罗杰克(ChrisRojek)在他的名著《名流》(Celebrity)一书中说:“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名流文化的时代,毫无疑问,名流已经成为世俗社会的中流砥柱。”但是,名流与大众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憎恶与崇拜往往只是一步之遥,因为追星族注定无法与名流进行亲密的交流。”

如果说,中国社会也注定将无可避免进入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的话,那么张艺谋,无疑是这个时代最突出的一个中国名流“标本”。这位最受国际瞩目,也最具争议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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