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成浙商为什么草根生

日前，浙江省给非公企业排出前百名。鲁冠球、徐文荣、王均瑶……观其履历，人们发现，

百强里的老板竟有90%出身“微贱”。虽然“英雄莫问出处”，但人们仍难免好奇，为何———

人物名　出身 企业名 2002年销售额或营业收入

鲁冠球 打铁匠 万向集团公司　118亿元

徐文荣 农民　横店团体　94亿元

南存辉 修鞋匠 正泰团体　81亿元

吴鹰 教师　UT斯达康公司 71亿元

胡成中 裁缝　德力西团体71亿元

楼明 军人　广厦建设团体　70亿元

李如成 农民　雅戈尔团体69亿元

郑元豹 工人　人民电器集团　62亿元

郑坚江 修理工 宁波三星团体　54亿元

汪力成 临时工 华立团体36亿元

不必过量罗列，由于后面的90位企业家，不是农民就是弹棉花的，不是裁缝就是修理匠。在浙江，90%的民企精英出身非常低微，创业早期的文凭大多是初高中文化。很多经济学家把浙江现象比喻为“草根”经济，“1有土壤就发芽，1有阳光就灿烂”。

始于穷而思变

第一桶金里装满了心血

咬牙拔出锥子，用片破纸包上伤口，南存辉含泪为客人补好鞋。

回想充满艰辛与磨难的少年时期，他说：“修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就凭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

刚刚高中毕业的义乌女青年周晓光带着母亲一句话：“会做的不如会算的。”上东北挑着货郎担卖绣花样去了。那是1978年，她17岁，家里有5个mm和一个弟弟。全家十口人，听凭母亲怎样“会算”，要图个温饱也是困难。因而，她步行了6个多小时的山路来到义乌火车站，平生第一次坐上火车去闯世界了。事隔多年后，周晓光坐飞机从地球的这端到那端，犹如家常便饭，但回忆起当年坐火车时的心情，仍然激动不已。

凭着勇气和自信，她用母亲借的几十元当本钱，做起了“跑码头”生意。一个女孩子出门自然比男孩子困难很多，挤火车，赶汽车，为了不耽误时间，常常是白天摆地摊做生意，晚上坐车赶路。就这样，6年间周晓光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当时，她只拿着1本中国地图，沿着公路、铁路往前走，心里只有一个动机：为了能使家里人过上好生活。

6年闯世界的结果，周晓光赚了2万元，掘回了第一桶金。1985年，周晓光嫁给了一样卖绣花样的东阳人虞云新。丈夫到广东进货，她在义乌练摊。以后的故事就极其平常了：几年下来，他们在义乌最好的住宅小区买下了新居，在市中心朝阳门买下了店铺。1995年7月，夫妻俩决然拿出700万元投资办饰品厂，这是义乌市较早的饰品生产厂。几年时间，这家饰品厂以连续翻番的速度发展，并在全国建立了自己的产品销售网络。现在，周晓光有了上亿元资产，成为中国饰品行业的“大姐大”。

和“饰品大王”周晓光一样，浙商的“第一桶金”很多是靠艰辛的心血挣来的。一样是在1978年，一个寒冷的冬季，一名停学后走街串巷为人补鞋的温州少年，稍不留心，补鞋的锥子深深地扎入手指中，鲜血顿时涌出。他咬牙拔出锥子，用片破纸包上伤口，含泪为客人补好鞋。

这位修鞋匠后来成为远近闻名的亿万富豪，他就是正泰团体总裁南存辉。回想自己充满艰辛与磨难的少年时期，南存辉说：“修鞋那阵子，我每天赚的钱都比同行多，就凭自己的速度快，修得用功一点，质量可靠一点。”1984年，南存辉与刚刚20出头的裁缝胡成中合伙，在一个破屋子里建起了一个作坊式的“求精”开关厂。后来这家厂一分为二，一个是正泰团体，一个就是今天胡成中麾下的德力西团体。

相比起改革开放早期创业的周晓光、南存辉等人，当47岁的宗庆后1987年还在拉着“黄鱼车”奔走在杭州街头推销冰棒的时候，他怎样也不会想到，10多年以后，由他一手缔造的娃哈哈团体会成为中国最大的饮料企业。去年娃哈哈团体销售收入88亿元、净利润到达12亿元。而他的创业也很简单：从卖冰棍起步，靠一种儿童营养液迅速走红。谈及自己的创业经验，宗庆后的回答很朴素：“创业靠的就是感觉，我可能感觉比较准确吧。”

成于冒险创新

没有靠山更要奋发成功

无意中说了句汽车太慢了，一名老乡开玩笑话挖苦：“飞机快，你坐飞机回去好了。”

“我为何不能包飞机呢？”灵感一闪念，王均瑶就这样叩开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

近年来，国内外很多专家学者尝试解读浙商的财富“密码”：没有靠山，没有资金支持，全靠白手起家，节俭、勤劳、精于算计，等等。

以鲁冠球为例，他的身份演进进程是这样的：先做农民，后做打铁匠。1969年，他受宁围公社领导约请，担负宁围公社农机修配厂负责人。10年时间靠作坊式生产，抬遗补阕，生产犁刀、铁耙、万向节、失蜡铸钢等五花八门的产品，有了最初的原始积累。1979年，鲁冠球调剂战略，放弃次要产品，集中气力专业化生产汽车万向节。1983年，他承包了万向节厂。1988年，他以1500万元向宁围镇政府买断了万向节厂的股权，组建了当时还颇受争议的私营企业，1990年万向集团公司成立。1993年11月，“万向钱潮”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2000年至2001年间，鲁冠球又一口气吃下了3家上市公司。就这样，鲁冠球在中国证券市场悄然构筑了一个“万向系”。这个证券市场上的“万向系”不但仅只在中国扎根，鲁冠球还在逐渐推行他的全球战略。1997年8月，万向团体的万向节正式敲开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大门，成为向通用汽车公司供应产品的第一家中国内地企业。2001年8月，鲁冠球又成功完成对美国纳斯达克上市公司UAI的收购，首创了中国乡镇企业收购海外上市公司的先河。有研究者认为，鲁冠球这样的农民成为一个大型企业集团的老板，花了20多年的时间。在这个进程中，虽然身份不断变化，但有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却贯穿至今，即掌握稀缺资源的能力。虽然在不同的时期，稀缺资源的内涵各有不同。

其实，除上述“秘密”外，大胆的冒险精神和创新精神，也是浙商创富的“基因”。　如果给吉祥团体董事长李书福取一个绰号，相信很多人会奉送给他“冒险王”的称号：从偷偷摸摸弄摩托，到“未婚先孕”弄轿车，到弄足球被他人玩了状告中国足协，在某些人看来，简直是有点“肆无忌惮”，“不知道自己是谁”。

最使人惊奇的是，这位“中国民营轿车第一人”的拳打脚踢每一次居然都成功了。摩托牌照早就拿到不说了，汽车牌照在2001年底居然也让他拿到了。弄足球被人涮了一把后，恼了，闹了，先是把中国足协告上法庭，未果，后又和绿城队的老板宋卫平一起把黑哨给掀了出来。有人因此得出结论：李书福的生存空间正是他胆大包天拳打脚踢出来的，正是由于他比他人胆大，他才能抢先一步，抢得竞争先机，才能一步步地做大，固然他争取的本来就是公道的东西，而那些不合理的制度障碍本身也正在逐渐冰释瓦解当中。

但是，要论“胆大包天”，恐怕最为恰当的人选是温州商人王均瑶：一个16岁停学的青年，最后成为让资本“飞”上蓝天的企业家。

1991年，1句玩笑改变了王均瑶的生活。

那时他只是一个在湖南长沙讨生活的温州小商人。那年春节前，他和1帮温州朋友从湖南包“大巴”回家过年。在翻山越岭1200千米的漫长

路程中，他无意中说了句汽车太慢了，一名老乡开玩笑话挖苦：“飞机快，你坐飞机回去好了。”　“我为何不能包飞机呢？”灵感一闪念，王均瑶就这样叩开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苦，王均瑶竟然把飞机包成了。这是1991年7月28日。25岁的王均瑶首开中国民航史私人包机的先河，承包了长沙至温州的航线。就连美国《纽约时报》记者也预测，王均瑶的胆识和魄力，将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包飞机”包出的第一桶金，王均瑶投在了奶业。他判断：“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白酒年消费量超过牛奶的国家，年人均喝奶不足7千克。富起来的中国会有愈来愈多的人爱喝奶。”1994年，均瑶乳品公司成立。今天，更多普通百姓是通过超市里的“均瑶”牌牛奶，和这个温州商人建立了联系。

1998年，他在故乡温州以平均每辆70万元拍得了上百辆出租车的经营权。他的账是这么算的：让每一个到温州的人总能先见到“均瑶”。满地跑的是“均瑶”的品牌，就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但到了2001年，王均瑶却以平均每辆80万元价格拍卖了百辆温州出租车经营权。由于王均瑶明确了发展主业：航空＋乳业。

当温州全城人都知道王均瑶是谁的时候，他却在上海买地盖楼，把总部搬到了这里。当他35岁的时候，他又成为“民营资本进入航空业第一人”：在新诞生的中国东方航空武汉有限责任公司里，有着均瑶团体18%的股分，这是国内首家民营企业参股国有航空运输业。

苦于知识不足

渴望在学习中创新发展

节俭、不愿露富、重视学习，学习的方式更多是视察他人的言行而不是在课堂。

汪力成想退休后再去读一个社会学博士，好好研究一下宗教与文化，和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固然，浙商们已尝够了没有文化之苦。当年停学的王均瑶如今有了个大专文凭，但他还没够，还在学MBA。他以为，不一定要拿文凭，但最少要学好英语。“每周都要与国际经济界的朋友交换，本来我表达的内容很多，但翻译一两句就说完了。我要亲身说……”万向团体的鲁冠球一般不陪客吃饭，不在外过夜，挤出时间都用来学习，他每天从晚上7时到12时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就是外出开会也要基本做到。因此，只读过初中的鲁冠球，已有60多篇论文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发表，成为一个出口成章并著书立论、能写会说的“农民理论家”。

记者注意到，浙商中还有一些共同的特质给人印象深入：节俭、不愿露富、重视学习，而学习的方式更多是视察他人的言行而不是在课堂。

浙江001电子团体的董事长项青松手上依然戴着3年前买的一只旧手表，而这只表买来的时候才68元，自己身上穿的衣服也不过是几十块钱买来的。奔腾团体董事长邱继宝一家人至今依然住在公司的仓库里，他认为：“年轻时为了赚钱生活，我用自行车送客，还去东北三省淘过金，补了三年鞋。而现在钱对我来讲只是一个符号，没有其他意义。我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工作上，希望能早日把奔腾建成世界级优秀缝纫机制造企业，真正打响‘中国制造’，所以根本没空去想甚么物资享受。如果我一个人出差，没什么活动，一天六七块钱就可以解决问题。吃饭是为了填饱肚子，睡觉是为了补充精力。在这点上，穷人富人都一样。我现在吃饭照样和员工一起在食堂里排队，职工要为我开小灶，我不干。很多人不理解我们一家为何还住在公司的仓库里，其实人睡下去不过就是一张床。”华立团体董事长汪力成如今已具有了杭州大学管理哲学硕士的文凭，可他依然不满足。他的假想是退休后再去读一个社会学博士，好好研究一下宗教与文化，和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系。

知识经济时代，很多当初创业的浙江“草莽英雄”，由于年龄、知识等缘由，已或正在悄悄地将企业指挥棒递给自己的下一代。比如苏泊尔炊具公司的帅印已移交给浙江大学生物系毕业的少帅苏显泽；横店团体总裁徐文荣曾留学日本的公子已担负了公司总经理1职，等等。而最近几年来崭露头角的浙江创富精英，绝大多数本身就是学界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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