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杨庄遗址考古将改写汉代基层社会认识_[#第一枪]

2003年，河南省内黄县三杨庄村发现了一处因黄河洪水泛滥而被整体覆盖的汉代聚落遗址。根据遗址内出土的新莽“货泉”铜钱，结合《汉书·王莽传》 “河决魏郡”的历史记载，三杨庄遗址被洪水淹没的时间应与此次黄河魏郡决口有密切联系。从遗址内发现的各类遗迹与遗物的类型来分析，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的始建年代约相当于西汉晚期。

“田宅相接”的三杨庄遗址

根据考古调查与钻探，遗址内目前共发现14处庭院遗存，就已发掘的4处庭院来看，其平面布局均为二进院，由主房、厢房和门房组成。此外，还发现水井、厕所、编织遗迹以及大铁犁、石磙、陶盆等生产与生活遗物。在宅院的周围清理出大面积甽畝相间的农田遗迹、牛蹄与车辙印迹、道路等。作为国内发现的如此完整的汉代农业聚落遗址，它将会加深甚至改变以往我们对汉代基层社会的认识。

就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而言，其发现冲击了以往因考古发现少而认为汉代是城市社会的观点。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的整体布局并不十分规整，已发现宅院间的距离或远或近，远的超过500米，近的只有25米左右。聚落内发现南北主干道路1条，东西主干道路3条，宅院通往主干道的小道3条，但各宅院与门前道路的距离并不相同。从目前考古工作所反映情况来看，在约100万平方米的已勘探区域里，聚落的整体布局似乎没有经过严格规划，宅院犹如满天星斗般散布于聚落内。

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的形态与秦汉时期闾里化聚落的形态确实存在着巨大差别。秦汉时期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闾里制度已经十分成熟。经过严格规划的闾里形态呈现出典型的网格化特征，宅院与宅院之间前后左右相接，并筑有里墙与里门以加强管理，整体布局十分规范。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未见里门和里墙等建筑物，宅院也并未被局限在某一封闭空间里，而是十分松散地分布在较广阔的地域范围内，并且宅院之间并不相邻，周围是大面积甽畝相间的农田。故此，有学者将三杨庄遗址汉代聚落整体布局，概括为“田宅相接、宅建田中、宅与宅隔田相望”。

政治经济压力打破闾里化聚落模式

三杨庄遗址聚落形态的特征与其形成原因，应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有关。西汉中期以后，人口增长逐渐突破了原有聚落规模的承载力，尤其是原有的闾里化聚落，其在空间上的封闭性限制了自身的扩大能力。而新增人口又需要获得赖以生存的物质资源。于是，开垦新的土地、建立新的聚落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杨庄遗址位于汉代黄河河道的北侧，属于河滩地范畴。这里的土地相当肥沃，历代被反复开发。考古人员在三杨庄遗址汉代地层下又发现两个农田遗迹层，分别被淤沙层隔开，形成文化层与淤沙层间隔分布的现象。这说明当洪水泛滥时，三杨庄遗址所在区域处于被淹没的状态；当洪水退去后，人们又开垦土地、建造房舍以在此居住。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符，据《汉书·沟洫志》记载，战国时人们就已纷纷在黄河大堤内肥美的土地上耕作，建造宅室，排水泽而居之，久而久之，自然就形成聚落。为了自救，人们还在大堤内筑起民堤。西汉晚期，形成“堤防陿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又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余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从黎阳北尽魏界，故大堤去河远者数十里，内亦数重”的现象。三杨庄遗址所在区域与汉代内黄泽毗邻，属于“黎阳北尽魏界”的地域范围，可见这时也已被重新开发出来，形成新的聚落。

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形成过程中，导致与闾里化聚落形态有别的新型聚落形态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人口增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从而使原有聚落承载力被缓慢突破，正是这一过程较为缓慢，造成政府提前规划与建设原形态新聚落的紧迫性大为降低，并且由于当时帝国中心区域的社会较为稳定，政府进行严密社会控制的力度可能有所降低，已经不再严格要求建立有利于社会控制的闾里化聚落。其次，与人口逐渐增长相伴，新土地授予与垦殖也是一个缓慢地被“蚕食”殆尽的自然过程，这种土地逐渐分割的过程意味着田宅一起被授予开垦者。人们在新土地上建造房舍，而用于耕作的农田就分布在房舍周围，从而形成三杨庄遗址汉代聚落这种田宅相连的土地分布格局。

国家控制夹缝中的汉代聚落

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形态的出现有其自身的历史原因和社会条件，是新的社会形势下聚落形态演变的新趋势之一。结合其他汉代聚落遗址，三杨庄遗址的发现，首先说明汉代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城市社会，还广泛存在着以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聚落，为帝国的运行与存在提供强大经济支撑。其次，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形态与当时广泛存在的闾里化聚落形态的差别，也表明汉代基层社会聚落形态的普遍性与多样性。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形态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如果将其纳入战国秦汉时期聚落形态演变的“长时段”历史发展过程中考察，其本身的历史性及意义会得到更好更完整的体现。

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转型期，这一时期确立的很多制度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商鞅在秦国变法的影响最为显著。商鞅在秦国推行县制，对一些小都、乡、邑等聚落进行合并和重建，其基础是闾里什伍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即《史记·商君列传》所谓“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这样就建立了以地缘关系为主体的地方行政体制，从而打破了以宗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基层政权组织形式，有利于中央集权。在秦统一过程中，闾里什伍制度与郡县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于是各地区的聚落均被纳入到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闾里化过程中。

汉承秦制，在地方行政制度上继续推行和发展闾里制度和郡县制度，并且在中央集权强化的过程中，出于社会控制的需要，中原周边地区的聚落形态也被重新整合。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驻军图》中有不少地名标有旁注，如“弇里，并波里”、“兼里，并虑里”、“琇里，并波里”等。《驻军图》反映的是西汉初年长沙国南部边界的情况，这里与南越国接界，而当时汉与南越国的关系若即若离，为了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通过“并里”将分散的以自然聚落为基础的里重新组合，打破了当地居民间的结合方式，尤其是分散了当地民族以血缘为主的联系纽带，弱化了族的凝聚力，代之以官僚制的集中管理，强化了对当地社会的控制力度，这实际是自战国以来聚落形态闾里化的延续与发展。

战国以来，由于郡县制度和闾里制度在强化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中的作用，伴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而被逐渐推广，对于聚落形态而言，最明显的结果就是出现了闾里化的发展趋势。当然，这并不是说秦汉时期的聚落已经全部被闾里化，由于各地自然环境、文化、风俗等不尽相同，聚落的形态是多样的。而且在新的社会形势下，聚落形态还会出现新的演变趋势，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就是战国秦汉聚落形态闾里化演变趋势反向发展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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